记者 邢鹤涛
第一次踏入儿科重症病房，穆里叶·德罗马还不到三十岁。她面对的是一个重度昏迷的孩子，在一场惨烈的车祸中，小马克桑斯的爸爸和哥哥当场死亡，只有四岁的他是唯一的幸存者。穆里叶被眼前的情形吓到了：各种信号、仪器、管子、注射装置，不能讲话的孩子，还有心急如焚、悲痛到无法清楚表达的家长。
现在的穆里叶·德罗马已经是法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司法鉴定人，有着二十多年儿科重症病房工作经验，当天的她却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心理干预能在重症科派上用场，一个同事劝穆里叶，“这简直就是胡闹！你去干吗？那里只关心身体，没心理什么事！你真觉得你在那里会有用？难道就等着你一个人去救那个小男孩？”她脑海里浮现出老师的告诫，“心理学家只有在他人有需求的时候才能开始工作”，而马克桑斯的妈妈完全蒙了，不可能提出任何需求。
终于，穆里叶主动向悲伤的女士开口：“您跟马克桑斯说话了吗？”
“嗯，说了。但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字也没告诉他。”
“什么意思？”
“医生叫我不要跟他提车祸。事情太大，他已经重度昏迷了，不能再去折磨他。”
全科室一致认为，一个避而不谈的谎言总要好过残酷的现实。穆里叶不这么认为，第二天，她试着向马克桑斯的妈妈传递自己的想法，“也许他需要听您讲讲车祸的事呢？”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沉默，时间长到让穆里叶后悔说出这句话。之后的几天，她反复思索这个问题，甚至有些怨恨自己。然而，似乎没有任何方法让马克桑斯醒来。
一周后，妈妈决定告诉孩子真相，她找到穆里叶，“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您可以陪着我吗？”
在医护人员的反对下，穆里叶坚持了自己的办法，同时也让大家做好随时干预的准备。
当马克桑斯的妈妈流着泪将事实讲出来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沉默了一会儿后，马克桑斯微微地张开了眼睛。这个重度昏迷多日的小男孩被妈妈真诚、平静的声音唤醒了。
后来，马克桑斯告诉穆里叶，车祸的事情他全记得，他目睹了父亲和哥哥的溺亡。
穆里叶不认为这是奇迹，但也不认为这纯粹是巧合。这是她职业生涯的开始，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让她坚定信心，确信心理疗愈在救治身体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漫长的岁月里，她负责的儿科病房，患者并非总能走向康复。有些孩子要在这里待很久，几年，或者整个童年，甚至一生……有些孩子等不到走出这里，生命就提前结束了。
在最绝望的病例中，心理陪伴并不能带来奇迹，但穆里叶认为，她的工作，至少能帮助患者消化创伤，或者减轻创伤对未来的影响。像马克桑斯这样的病例还有很多。多年以后，已经出版了《住院儿童陪伴》《穿越哀痛的国度——与丧亲青少年交流指南》等专业著作的穆里叶，将她印象深刻的病房故事讲述出来，由阿斯特丽·埃里亚尔执笔，写成了这本《萤火虫的勇气：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书中讲述的都是她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但为了保护患者隐私，还是修改一些可能会被认出的细节。同时，她也表示，书中孩子们的每句话都是如实记录。
萤火虫发出的光虽然微弱，但也能带来希望。让我们从这本书中，见证那些伤痛中的感动和希望吧。
（原文摘选）
丽丽的故事
由于疾病肿瘤在全身扩散，十七岁的丽兹每天都在医院度过，大家都很喜欢她，昵称她“丽丽”。但她身处抑郁的深渊，令医护人员不知如何是好，一名护士和一名护工接连发现她试图自杀。
她们惊慌失措地找到我，寻求我的帮助。为了避免激发丽丽的反感，我摘下了印有我职位的名牌，开始和她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她给我介绍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电影和演员，渐渐的，我们开始交流更具有哲学性的话题：自由、艺术、快乐、痛苦、生活的意义……
在闲聊了一个星期后，我感觉必须要告诉她我的来意了。
“我是心理学家。”
“啊！好吧，我明白啦。”她带着一副了然的神情回答，“你知道我已经有过六个（心理医生）了吗？我需要的不是心理学家。我没疯……我只是……呃……我知道我要死了，但医生们太懦弱，不敢和我说，我爸妈提到这件事又太悲痛……”
我被她敏锐的洞察力震惊了。从这天起，丽丽开始十分坦诚、清晰地跟我讲述她的痛苦，她向我解释：“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没法咽口水，而是从别人的眼中看出我有多么令他们厌恶。”
有天下午，我走进丽丽的病房，发现她的父母正在看电视。“电视节目、广告、新闻，播了好几个小时，但他们之间看上去没有任何交流。”医护人员如是说。病人家属希望电视节目像屏风一样，帮他们屏蔽掉那些寂静、痛苦、孤独……他们一看到我，就赶忙起身把我堵在门外。“谢谢您，我们什么也不需要。祝您下午愉快。”丽丽的母亲用一种关门拒绝推销员的语气对我说。
“我只是来看看丽丽……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对您说，我们很喜欢一起闲聊。”我知道“闲聊”这个词能让她父母放下心来。丽丽母亲的态度软了下来，但在我闪身进去之前，叮嘱我：“千万别跟她说她要死了，什么都别说。”
我安抚她：“我理解您的担忧。但是您要知道，她自己反而经常提起这个。”
她听了大惊失色：“什么，她自己经常提？”
“两位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让我慢慢解释。”
后来的几天，我发现病房里的电视不再一直亮着，被青春期和疾病所动摇的家庭关系正在得到修复。
一天早上，丽丽告诉我，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她恋爱了，就在这儿，在医院里。她爱上了一名年轻的见习护士。
“我想告诉他，让他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你觉得呢？”
“这对你很重要吗？”
“对，十分重要。”
我正准备从她房间出来，迪约戈进来了，给丽丽做日常护理。由于他没有时间使用交谈系统，所以丽丽坚持要我替她表白心迹。我有些局促不安，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迪约戈，丽丽想对你说，她……”
“嗯？”
“她想让你知道……她非常爱你。”
丽丽仔细觑着这位年轻护士的目光，观察他的反应和肢体语言。这是一个低调的男孩，他脸红了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得体地回复他刚刚听到的话：“我也是，你知道的，你对我很重要。即使我和你感受的方式不同。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几天后，丽丽去世了，亲人好友陪伴着她。我也在她身旁……她接受了死亡，向迪约戈表达了爱意，走时心情平静。
姐姐的想法
雷昂是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患有严重的神经肌病。他出生时一切正常，医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到他四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开始担忧，他们发现他几乎无法支撑起自己的头部。他们随即带雷昂做了一系列检查。两个月后，他们得知孩子将会终身瘫痪。医护人员一直在思考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应该为雷昂做气管切开，让他活得更久，但永远是这种重度残疾的状态，还是应该放弃介入，让他就这样死去？”我也一样，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想先听听他们全家人的想法。为此，我每周见雷昂父母一次，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姐姐，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你的弟弟怎么了？”我问她。
“哎呀，看也能看出来啦，就是一个麻烦的病。”
我接着说：“那，你家里现在怎么样？”
“呃……他们总是在想雷昂将来能不能走路。”
“啊……我懂了。那你呢，你怎么想？”
小姑娘闪着大眼睛转向我：“我肯定他可以走路。”她神情严肃地思考了好一会儿，目光凝重，“怎么向你解释呢？”
她从椅子上下来，用夸张的姿势演示她弟弟怎样才能学会走路：“我给他穿一个背架，在他肚子和后背这儿，就像这样，腿上也有好多东西，我呢，就用胳膊搂着他，让他这样走。”她做出扶着一个大木偶走路的样子。
这个小姑娘完全明白：她的弟弟瘫痪了，需要背架，还需要她的帮助。我问她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于是她乖乖地坐回椅子上。
“我一直在想……呃……我们能一起玩摩比世界吗？”
其实，他担心的是弟弟会瘫痪到什么程度。
“我一直在想，想了又想……想到最后就觉得我们肯定能一起玩。”她说出这句话，仿佛这是她内心斗争很久才做出的决定：“怎么说呢，我想可能我让它们动，他让它们讲话。”
我欣喜地看到，小姑娘考虑了所有现实条件，为弟弟找到了一条可行的生活之路。
下午，女孩的妈妈来接她。我于是又接待了她妈妈。她告诉我，他们刚买下一套公寓：“简直不可思议。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小家伙得了病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套底层的公寓，还带一个小花园，朝向街心公园。街区所有孩子都会聚在街心公园玩，但那边没有洗手间……他们就来我家上洗手间！雷昂以后会坐着轮椅，但他会遇到来我们花园的孩子。您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雷昂的母亲也在计划未来。于是，我告诉医疗团队，这个家庭显然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全身瘫痪的雷昂，接受他自然而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