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间。
3月7日下午4点一刻，阳光从外面斜照进来，打在最挨着门口收银台的一张桌子上，4副消毒塑封好的白色瓷碗筷，懒洋洋地趴着；玻璃门两侧各是水族箱，左边上下四层，养着鱼虾，氧气机打着，咕噜噜冒泡；右侧两层是牛蛙和黄鳝，几只牛蛙很舒服地趴着，水没过肚皮，下颚一鼓一鼓吹着泡……似乎都在享受着夕阳西下带来的最后一小段安静时光。
再过一个小时，客人们就该进店了。
沈伟明从后厨拎出一袋豌豆准备剥壳，这是他早上从杨家村菜场挑的，“今天的豌豆很嫩，这一袋二十几块钱咧。”
“我一般是用虾仁来炒，卖28块一份，吃的人有的，但是备得不多的。”一旁搭话的是沈伟明的姐夫汪建国，他是这家店的灵魂，老板皆大厨。
从店里望出去，门口落地玻璃上，“欢迎光临，酒菜面饭”八个红字已经有些褪色。汪建国说，这几个广告字都已经有20多年了。
常来这里吃饭的街坊都知道，这家饭店很早就在了，但很少人清楚，它已经开了34年。4月15日，位于中山北路天水桥附近的天厨酒家就要关门了。
记者 吕磊 摄影 陈中秋
四十来方的人间烟火
天厨酒家店不大，四十来方，六七张桌子，没有包厢，一眼看得到头。
每当夜幕低垂，在这有限的店堂内，就会上演无限的人间烟火。来的都是熟客，三天两头要打照面，有的没的搭几句家常，互相派根香烟，喝美了也相互提上一杯，嗓门大一点的，基本就是街坊脱口秀了，讲点啥，隔壁几桌不听都不行。
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女儿女婿出国啦，小孙女上二年级了，前两天体检出来几个指标有点问题，退休工资上个月涨了一点……
4月15日，天厨酒家所在的小北门这一排临街的房子要拆，说是边上天水小学扩建。得知这个消息，老熟客们这几天来吃饭的次数密了，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情绪。
“还开吗？”
“附近找个店面，继续开啊！”
“我给你打听打听哪里有好的铺面。”
“几十年了，突然不开，怪可惜的！”
面对一拨一拨老客们的挽留，汪建国和沈伟明总是憨憨地笑笑。
“我是无所谓，主要看他，菜是他烧的，他做主。”沈伟明对一位老客说。
“不开了，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吃不消做了，”汪建国摆摆手，“去年夏天开始的，感觉到心慌气闷，厨房就这么点大，夏天没有空调的，在里面很热很热的。”
为了生计，破墙开店
这里原先是沈伟明一家五口的住房。
沈伟明姐弟三个，大姐、二姐、到老幺的他，都是相差2岁，父亲原来在浙建二公司干混凝土工，母亲是江干建筑公司职工幼儿园的工人。一家五口原本挤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大姐先嫁人搬了出去，五口人变成了四口人。
1986年10月，父亲被派到宁波镇海造发电厂，在拉翻斗车的时候，一大捆油毛毡从车上倒下来，重重地砸在了父亲后颈椎上……
“拉到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没救回来。”父亲是54岁走的，那一年，沈伟明18岁，二姐20岁，大姐22岁，一家人又从四口变成了三口。
“我是8岁就住进这间房子了，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沈伟明回忆说，“父亲走后家里就拮据了，我记得我母亲一个月收入是40块钱，父亲是45块钱，一下子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没了，顶梁柱倒了，最大的经济来源没了。”
“后来么单位照顾，给我们家开了张证明，同意破墙开店，我们再拿着证明去天水街道申请营业执照。家里有点积蓄，加上父亲赔下来的三千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凑了大概毛一万块钱。”1988年12月8日，天厨酒家开张营业。
一做就是34年
天厨酒家开业的时候，中山北路天水桥这一段只有一家小饭馆，就在现在天厨隔壁的五金店位置。
“那时候中山北路很窄的，路上也看不到私家车，就是两辆公交车来回跑，出门一般是叫个三轮车，到西湖3块钱。”汪建国说，“我们也没怎么装修的，地面是那种水泥地砖，墙就是刷刷白，门面是木头门，两个很小的玻璃框，6张小方桌。”
说到为什么取名“天厨”，汪建国笑笑说：“最早是想叫聚丰园，发现有重名了，后来想想么，店在天水桥，就叫天厨吧，是天上的厨师烧的意思，蛮响的。后来一看，和上海的天厨味精重名了。”
天厨刚开业时，从新侨饭店请了位师傅来掌厨，师傅叫童国强，汪建国在玻璃厂下班就跑到店里来，跟在旁边做学徒。三四个月后，师傅就离开了，汪建国从那时候开始挑大梁，这一挑，就是34年。
唯一一次扩大规模
早年天厨开出来生意就一直很不错，得力于周边有稳定的客源。“对面是电车公司，环北小商品市场就在现在浙江展览馆后门的对面，差不多现在武林门码头附近，我店里走过去也就3分钟，环北市场旁边又有一个水果蔬菜批发市场，这旁边还有杭州印刷厂、杭州游泳馆，这几个都是当年的客源。”
汪建国掰着手指盘点起当年，“那时候河虾、黑鱼都算高档菜，我们卖9块钱一份，现在河虾100元，黑鱼38元；香干肉丝当时卖3毛5，现在是18元；黄蚬儿卖5块，现在是20元；螺蛳1块5，现在18元；糖醋里脊3块5，现在卖18元……一天能做100元的流水。”
1990年，汪建国和沈国明的儿子出生。夫妻俩和丈母娘三人分工，汪负责烧菜，妻子在前堂点菜、丈母娘做帮工，生意好的时候也请过两个帮工。
“当时服务员200块钱一个月工资，配菜的300元一个月，外地人开始涌入杭州，就是外来务工人员，那年头300元钱一个月还找不到工作，本地人都是国营单位为主，私人企业很少的，工作不好找。”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杭州还没什么外地菜，也没什么外地人，来吃的都是本地客。大的饭店都是公家国营的，私人开的都是像天厨酒家这种小馆子。
“当年张生记第一家店开在孩儿巷，也和我们差不多大。”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也让天厨酒家这样的私营小饭店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天厨第一次扩大了经营规模，也是唯一一次，在最里面租了两间小矮房，加了两张桌子，用木板中间一隔，算是两个小包间。
“感觉那时候外地人多起来了，特别是温州人，做轴承、发电机生意的很多，周边饭店又少，我们生意就很好。”
眼看着熟悉的饭馆一家家消失
那个年代杭州的餐饮地图，掰着指头也能数得过来。井亭桥的天香楼、官巷口的奎元馆、中山中路的状元馆、龙翔桥胜利剧院对面的正兴楼……汪建国至今能数得出来的就是那几家。
“上世纪80年代杭州吃饭比较有名的，灯芯巷和长寿桥两个饮食店，都是街道开的。我们这附近么，贯桥这里的四海楼，是比我们还早一点的同时期的店，旁边还有一家天天乐，虾仁烧得比较出名。还有像众安桥那有一家润兴饭店，八角亭这里有一家北京菜馆，这几家是比较出名的。”
“武林路上也有几家的，像喜乐、志伟、雅苑，都是有点名气的。时间长了，好多也记不得了，喜乐好像还有，很多都没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道路建设让马路扩宽，很多原先的老馆子也拆的拆、关的关、搬走的搬走，逐渐消失在时代的变迁中。
吃了二十几年，肯定可惜的
去年年底11月份，天厨酒家隔壁开了一家很洋气的咖啡馆，两间店面打通，大而敞亮，装修风格也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红ins风，店名叫“ESCARGOT”，是法语“法式焗蜗牛”的意思，店主是1997年出生的姑娘小蒋。小蒋也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咖啡店的铺面是自家房子，装修虽然花了20多万，房租没有压力。
说起一个月后就要拆掉，小蒋说这也没办法，要是早知道要拆，肯定不会这么费劲开这家店。
“天厨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我最喜欢吃他家的尖椒牛柳、黑鱼两吃、番茄炒蛋、白灼门腔，回回去必点这四样，从小爱吃。”小蒋说，因为天厨他们和父母辈都是大半辈子的街坊了，她经常吃完不用买单，“我就记我妈账上，反正都熟。”
王剑萍是天厨隔壁五金店的老板，他也在这里开了二十几年店，这二十几年的中午饭，他基本都是在天厨解决的。还有个把月，他的五金店也要关门了，新铺面还没找好，王剑萍在汇丰街找了间临时仓库，把店里的货物陆续先转移过去。
“吃了二十几年，一下子没了，可惜是肯定可惜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生意做久了，一下子收是收不了的，不可能一下子断掉。”王剑萍起身要回店里收快递，末了又回过身来说了一句，“再做一段时间么大家要散桃园了，再见一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