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良渚文化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第一人——施昕更

80多年前,他最早发现了良渚遗址 现在,他的家人最想找到他的坟墓,迁回良渚

2019-07-09

1936年,杭州良渚。24岁的施昕更,发掘和调查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年后,他出版了《良渚》一书,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

在那以后,历经数十年抢救性发掘,良渚遗址出土了大量灰黑陶,玉琮、玉璧、玉钺等玉器。2007年,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见天日,复杂的水利系统、成熟的稻作生产、统一的文化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等,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我们找到了施昕更的弟弟、儿子和孙子,跟着他们的回忆,让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位良渚遗址最早期的发现者。记者 林建安

弟弟施海潮: 哥哥热爱祖国和家乡

1936年左右,水口头村的一个农民,在挖掘桑地时,掘到了一面铜镜,特地拿来请昕更鉴别。他看过后,出价把铜镜买了下来。为此,父母还埋怨过他,说他不该出钱买这种无用之物。当时,他解释说:“我如果不买,他就会去卖给古董商人,几经转辗以后,说不定会落到外国人手里。”

昕更有过三个儿子,他给取的名字是忆良、建良、建安。“忆良”的意思,是忆念良渚,“建良”的意思,就是建设良渚,而“建安”的意思,就是建设安溪,在这几个名字里,都寄寓着他的爱乡之情。

儿子施忆良:

父亲没留下遗产,只留下《良渚》一书

1936年5月,父亲第一次参加在杭州古荡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工作,就对考古研究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休假返家,总要同我叔叔到野外去散散步,到荀山附近实地察看。

有时,他会像小孩子似的,停住脚步,盯着地上发呆半晌,捡起这块碎片看看,拾起那块石头瞧瞧。

父亲去世后,没有留下遗产,只留下了《良渚》一书,这是一本足以令我们子孙自豪的考古报告。

孙子施时英:

爷爷是良渚文化遗址

科学考古发掘第一人

如果爷爷知道,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了,他肯定很开心。

爷爷去世时,我父亲都还小,不过我从小就听母亲说起过,“爷爷很厉害,写过书的”。后来,在许多人的口耳相传里,我知道了爷爷很多的事情。

有一次,爷爷从安溪回家途经荀山西侧朱村斗的一个干枯池塘,无意间发现了些陶片,他把这些陶片拿给当时的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看。董馆长觉得,这些陶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鼓励爷爷好好研究,从之前到良渚考察的情况来看,他认为,有可能会有重大发现。

后来,由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了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批准,可以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得知这个消息后,爷爷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初,由爷爷主持在良渚棋盘坟遗址(也就是原来捡到陶片的地方)进行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也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正式田野考古发掘,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在长江下游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发掘时间由12月1日开始,到10日结束,收获颇为丰富。稍作休整后,爷爷他们在当年的12月26日,在棋盘坟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后来,爷爷将发掘出土的陶片、器物运送到博物馆进行整理研究,认为棋盘坟遗址不仅仅是一处窑址,很有可能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为了搞清楚它的范围,在征得董馆长同意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3月,发掘范围扩大到安溪、长命、大陆等乡镇,共发掘、发现良渚时期遗址12处之多,收获了完整的陶器、石器和玉器等。

1937年4月14日、4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古代文化》第4期、第5期连续刊登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这证明了爷爷从事的是良渚文化遗址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因此,爷爷也成为了良渚文化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人。

1939年,爷爷病死在瑞安,也葬在了瑞安。我们家人也去瑞安找过三四次,但是都没有找到他的墓。爷爷是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我现在良渚遗址管理所工作,作为他的孙子,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他的坟墓,迁回良渚。

“我儿子12岁,我现在一直在跟他说,如果他能够从事文博工作,是最好的。” 施时英说,他的理想,是按照上一代的、家族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守护好良渚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当我们遇到惊涛骇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有历史的,我们是有来历的,那我们的心,就是稳的,我们的脚,是能站得住的。”而这些能让我们稳住心,站得住脚的历史,正是有了一代代考古人的努力,才能被更多人认识,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