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妞花在父母坟前。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
商报记者 虞洪波 综合报道
10月12日，有媒体记者从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建议对余华英判决死刑。因案情重大，本案将择期宣判。
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去年一审时余华英被指控拐卖11名儿童，后警方查明她拐卖另外6名儿童的犯罪事实，如今这份名单上的儿童增至17人。
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两个孩子，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中途遗弃。
余华英一审曾被判死刑，因发现漏罪等原因，案件被发回重审。
●庭上，没有悔罪
她将罪责都推到丈夫和情夫身上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妞花等被害人当天到庭参加诉讼。杨妞花提前两天从河北出发去贵州，再次直视那张改变她一生的脸。
杨妞花表示，“后面的6名儿童并不是她主动交代，而是公安部门找到后，证据拿到她面前，她才点头承认的。”
“余华英对这些拐卖事实均认可，但她辩称并非主谋，是情夫龚某良打她骂她逼着她去偷的；和丈夫王加文一起（拐卖）也是王加文提出来，然后自己帮着卖的，所得的钱都给了王加文。”杨妞花告诉记者，她将罪责都推到了丈夫和情夫身上。
杨妞花介绍，庭审过程中余华英表现得十分平静，“要么坐着扣手指头，要么低头沉默不言。只是在犯罪事实中对她不利的部分就会坚决否认，说没有打骂我们这些被拐卖的孩子。让人非常气愤，有些受害者家属都忍不住想去打她。”
杨妞花接受采访时说，余华英在法庭上全程抗争，没有真心悔罪的态度。对于指控，说自己脑子被车撞过，已经“没有记忆”。
当庭认罪但未向被害者道歉
记者从杨妞花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处获悉，庭审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五点半左右。
王文广告诉记者，有5个被害者家庭来到庭审现场。庭审相对顺利，证据确实、充分，余华英当庭认罪，但未向被害者道歉，“她只在庭审最后说了一句，‘我伤害了这么多家庭，希望法院从轻处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王文广表示，“这么多起（犯罪事实）她都未主动、如实供述，检方认为，这不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
“她的求生欲望很强。”王文广表示，余华英对检方起诉的拐卖案事实均认可，“但对其中的一些表示否认。”
王文广称，“就民事部分，余华英表示愿意赔偿，但没钱。”
●犯罪，持续卅年
多趁儿童无人看管时将他们拐走
起诉书显示，检方新查明的4起犯罪事实，涉及6名儿童。至此，加上一审判决认定的8起拐卖案、11名被拐儿童，被余华英拐走的儿童增加至17名。
作案手法大同小异，多是趁儿童无人看管时，以“买好吃的”“去玩游戏”为由，将他们拐走，再以3500元至5000元的价格将儿童卖至河北邯郸。
两起系余华英与情夫龚某良（已故）合谋作案，两人在贵州安顺先后拐走谌氏两兄弟、王氏兄弟，后三人（另外一人被两人遗弃）被以3500～4000元的价格卖给不同家庭；另两起则由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合谋作案，两人先后在大理、丽江拐走两名儿童贩卖至河北邯郸。
据报道，贵州安顺市的王艳龙、王能能兄弟俩，就是新查出的被余华英拐卖的6名儿童中的两人，1994年他们被拐卖到了河北邯郸。
最先卖的是亲儿子，年幼女儿被她当幌子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
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某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而就是这个她的亲生骨肉，竟成了她和龚某良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
通过中间人，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5000元报酬，开启了他们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
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某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
2022年余华英落网时，她的同伙龚某良已于2002年去世，然而公安机关发现，龚某良的去世并没有让余华英收手。
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当时她隐瞒了真实身份，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
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
●正义，迟早会来
她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儿童中的一名，也是最特殊的一名。是她，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她没有得到毛衣签子，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说到这里，杨妞花声音哽咽。她从梦里听到妈妈叫自己的名字，很多年里，她牢牢地记住自己叫杨妞花。
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人贩子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妞花，像兜售一个物件。一直到1996年1月27日，在中间人反复强调杨妞花是“父母不要的”之后，一名王姓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妞花从此有了“奶奶”，有了新的名字“李素燕”，“李”是“奶奶”聋哑儿子的姓。
因为“奶奶”怕她读书多了一去不回，13岁时，杨妞花被迫辍学打工。
2009年，“奶奶”去世的次年，她和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厚道的婆家和平静的婚姻生活让杨妞花感到了安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她试探着和家人说起自己的身世，在婆婆的鼓励下，她开始寻亲。
加速键在2021年4月按下，杨妞花学会了使用社交平台。寻亲视频发出后约半个月，被堂妹看到，杨妞花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桑英。
在杨妞花望眼欲穿的方向，39岁的爸爸杨新民郁郁而终，32岁的妈妈熊棉衣也带着破碎的心去了。姐姐桑英在11岁那年成了孤儿。
从2021年到2022年，杨妞花反复找中间人，“软硬都说，你都90多岁了，就算抓了你，可能不会被判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带到棺材里面去？”
中间人终于同意作证。接下来是立案，拿着人贩子的名字，杨妞花用了一年多时间，一趟趟在河北和贵州之间往返，到2022年，她成功了。
杨妞花表示：“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我恳求一定要严判余华英，还我们所有受害家庭一个公道！”
每一笔罪恶都不能被放过
就余华英案的重审，律师李曙明发表了看法。他表示：
此次重审，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的数量从11人增至17人，与原审相比，罪责更加深重，重审判决结果，几乎没有悬念。
原审已经判了余华英死刑，如今对她的指控中多了6名被拐儿童，但最高仍是死刑。都是死刑，重审是不是多此一举？
从余华英的角度，拐卖11名还是17名儿童，罪孽都足够深重，结果大概率都是死刑，似乎没有区别，但拐卖11名还是17名儿童，数量不同，其罪孽的深重程度是有差别的，法律需要认定而不是忽略这种差别。
原审和重审，即便结果都是死刑，正义的实现范围不一样：因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死刑判决蕴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则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同样是死刑判决，“正义含量”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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