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虞洪波 综合报道
8月23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周光召同志”。
6天前，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上世纪60年代，周光召曾在国际学术界突然“消失”。不曾想到，欧美物理界都在寻找的周光召，化作了托举中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的一双手。
周光召不仅是理论物理学家，担任行政领导后，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规格无二
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前往悼念
23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周光召同志”，横幅下方是周光召同志的遗像。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周光召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周光召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周光召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周光召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周光召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他是副国级的院士
新华社23日的新闻稿中，周光召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新华社同日刊发了3054字的《周光召同志生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以个人名义撰写了悼念长文《深切悼念周光召同志》。
周光召工作过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先后撰写悼文《今天，送别国家功臣、北大教授周光召先生》和《痛别“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
●年少有为
派往苏联时就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远播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一个温馨、重教而又无拘无束的家庭。1947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2月，周光召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杜布纳）从事粒子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杜布纳当时聚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科研水平全球领先。
到1961年回国，周光召4年里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篇学术研究论文。他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远播，也因此先后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
后来与周光召相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那时第一次听说周光召的：“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研究过。”
敢质疑当时的苏联权威
初到杜布纳时，一些外国专家是瞧不起中国人的。
一天，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开学术讨论会，一位苏联教授在会上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谈了相反的意见，不料那位教授竟恼怒地对周光召说：“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周光召听了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一段时间，一步一步严格地证明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过了些日子，美国科学家也做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周光召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提出的经过。
那位教授后来因此和周光召成了很好的朋友。
●两弹功勋
回国后他在好友圈“消失”了19年
20世纪50年代末，在杜布纳的最后一年，正当周光召崭露头角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苏联专家甚至断言：中国在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
恰在此时，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赴苏，与周光召有一次长谈，就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周光召日后回忆道。
周光召在致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而那时，周光召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正处于国际前沿，受到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强烈关注。
1961年，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抵京后被安排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工作。作为理论部副主任，他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周光召后来回忆，从杜布纳回国后，很多国外好友打听不到他任何消息，还闹了乌龙，传说他在回国途中因飞机爆炸逝世了。
推翻了苏联专家的一个关键数据
1961年上半年，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进入关键且紧张的阶段。当时，中国科学家通过理论计算发现，炸药爆炸后在内爆中产生的压力始终低于苏联专家在设计初期提供的教学模型框图中计算出的结果。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科研团队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先后进行了九次繁琐的计算，依然无法得出与苏联专家一致的结果。
面对这一困境，周光召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此前九次计算的结果。周光召仔细审阅了所有计算过程，确认每一步计算都没有问题，数据处理也是正确的，这让他开始质疑苏联专家数据的可靠性。然而，苏联已经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其数据一直被认为是权威的，要推翻这些数据，必须拿出确凿的理论依据。
为了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周光召决定从炸药能量利用率入手。通过严密的理论推导，他成功运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中国科学家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周光召的这一结论不仅结束了团队内部长达近一年的争论，也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扫清了一个重大障碍。
不到16个小时确认爆炸成功率99%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试验前夜的10月15日，周光召突然从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那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认真估算一下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布置任务的是总理周恩来。
这颗原子弹所代表的重大意义让大家必须慎之又慎。
在不到16个小时中，周光召抓住要害，精准筛选出有效参数，连夜计算，确认爆炸成功的概率超过99%，除不可控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为10月16日15时准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重要保障。
1963年，理论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突破氢弹原理上来。
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的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当于敏领衔的攻关团队率先成功后，周光召又迅速集中精力，协助于敏。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却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99年9月18日，周光召获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周光召把奖章看得很淡。4年后，他把奖章赠予家乡湖南一所学校。他说，我很小就离开了故土，奖章与其自己收藏，不如赠给家乡，鼓励后人继续为祖国科研事业作贡献。
●专家领导
始终是北大的老师
时光回到1954年，周光召攻读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周光召为物理系本科生开设电动力学课。周光召还担任党支部书记，是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党代表”。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期间，即使事务繁忙，周召光仍常回北大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深入实验室和教学科研一线调研指导，始终关怀北大物理学科的发展建设，关注青年人才的教育培养。
1987年6月，周光召受邀到北大参加授予美国高能物理学家潘诺夫斯基博士北大名誉教授仪式。北大物理系建系80周年之际，他前往参加活动，并题贺词“探物穷理，永葆青春”，十年后，又为物理系建系90周年致贺词“耕耘九十载，英才遍九州”。2000年，他到北大物理系考察，在超快光科学实验室中，与龚旗煌教授交流科研进展。
2002年，他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20世纪物理学的回顾和展望》报告。五年后，他再次来到北大演讲，与青年学子互动交流。
临危受命，确定中国科学院改革主线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经过大半年调研，他提出，“按现存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假如中国所有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1984年，中科院试行的“所长负责制”被确定下来。
1986年底，中央明确由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党组书记。次日，周光召着手指导科学院改革方案，“关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改革的请示”很快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准。
到1987年，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初步成型。最终在1992年1月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纲要》中，方针被进一步完善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即“一院两制”，这成为周光召在中国科学院改革的主线。
上世纪90年代，周光召组织筹建了中国工程院。
倒在973计划交担子大会上
周光召是突然病倒的。
那原本是一场交担子的会议。82岁的他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组长的身份交给了已卸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他是应邀前来和大家交流经验的。
想多讲几句，但感到体力难支，提前结束了发言。
“冠华，我有点累，就不讲了。”他低声说。
可没过多久，会场上的人看到，主席台上的周光召从椅子上偏倒下来。
那一天是2011年11月15日。他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此后长时间躺在医院病床上。四个月后，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将首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周光召。
周光召的晚年是忙碌的。
从中国科学院院长任上退下后，他从1996年起担任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还参与着科技界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973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信息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环球人物、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新京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