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伪满洲国心脏的红色特工
1942年，张梦实20岁了。为了让张家后继有人，张景惠和七夫人徐芷卿决定，让还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张梦实结婚。父母给张梦实介绍了不少名门闺秀，张梦实都不同意，非要和青梅竹马、在长春一家医院学习当助产士的徐明结婚。作为伪满总理太太的徐芷卿（徐本人是伪满妇女联合会会长），坚决不同意接纳被自己赶出门的丫鬟做儿媳，但张景惠同意，徐芷卿无可奈何。1942年7月，20岁的张梦实和16岁的徐明结婚。
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派遣李常春夫妇来到沈阳，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和“觉社”合并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主要成员除了张梦实的堂兄张绍维外，还有一批留日归国后进入伪满各重要机构就职的伪满“官二代”，如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兄于静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溥仪的侄子宪东（伪高射炮兵团长）、伪满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诚和侄子王谦、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关克等数十人。
1943年暑假时，留学日本的张梦实回到长春，立即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凭借父亲的身份，他四处结交达官贵人，甚至经常从以长辈的名义“教导”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谷次亨那儿，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此外，张梦实经常为党组织提供活动资金，还通过其父的关系，给“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等同志安排掩护职业，一名同志还成了张梦实的家庭教师，“救亡会”的一些会议直接就在张梦实家后院召开，组织成员还在他家抄写情报和汇集资料。张景惠和他的秘书官松本义雄，认为这些人都是张梦实的老师、同学和朋友。
张梦实和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同志们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军队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部署和官兵的思想动态；长春、沈阳、鞍山等战略要地的详细地图；伪满重要经济情报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这些情报都陆续送交上级党组织。
1943年冬，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曾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的张友恒，化名“李才”赴东北视察工作。张友恒到东北后，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党支部，由李常春、张维先分任正副书记，并吸收11名“救亡会”会员入党。张友恒还特地会见了张梦实和其堂兄张绍维。晚年的张梦实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张友恒与他们兄弟俩的谈话内容，以及自己当时的心情：“李才走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好长时间没有睡着。”
张友恒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后，向上级报告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晋察冀社会部将张友恒写的《满洲工作报告》送交中共中央社会部，后者又呈送毛泽东。张梦实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看了之后说，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救亡总会”人员发展到7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大部分成员是伪满洲国高官子弟。
从苏联回国后重回革命队伍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覆灭。张梦实向组织提出公开身份，但组织上认为暂时还不能公开。于是，张梦实只得继续潜伏。
苏军进入长春后，张梦实按组织指示，为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对苏军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底，伪满大臣都准备逃走。张梦实知道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苏军。苏军把以张景惠为首的所有伪满大臣高官逮捕后押往苏联，并且把张梦实一起带上飞机。张梦实根本没有时间通知组织和妻子。
到苏联后，苏方管理战犯的负责人沃尔阔夫上校亲自接待了张梦实，并友好地告诉他：他不是战犯、战俘和文职拘留者。张梦实要求回国参加革命，但沃尔阔夫上校对他说，苏方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他一个人的问题，希望他留在苏联，协助苏方了解这些伪满人员的情况，并告诉他：“现在中国很乱，还没有自己的政府，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政府，就会马上放您回去。”张梦实同意了沃尔阔夫上校的要求，这一呆就是5年。
张梦实和父亲张景惠到苏联后，妻子徐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儿子生了病，但从小就恨徐明的婆婆即张梦实的母亲不给钱为孙子治病。徐明只好摆了一个小摊，变卖家中的一些旧物，引得周围的百姓都来看这个昔日伪满总理家少奶奶的笑话。后来徐明实在无法，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到北平，在婆婆处过着下人一样的生活。1948年，在东北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绍维得知情况后，把徐明和两个孩子接到沈阳，安排到和平区卫生院当了护士。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决定把拘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归还中国。1950年5月，张梦实随同第一批两百名伪满下层人员回国。张梦实向监狱管理人员表明自己是“东北救亡总会”成员。几天后，一辆小车把他接到东北公安部，他见到了在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绍维和高亮。随即，张梦实见到刚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多个伪满大臣，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也在座。原来，第一批两百人回国后，战俘营中就流传开他们已被枪毙的流言，溥仪很是害怕，一度想在牢里自杀。张梦实的出现，打消了溥仪等人的担心。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详细记载了此次见面的情形：“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之后，组织上恢复了张梦实红色特工的身份，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管理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伪满和日本战犯。
在所长的安排下，张梦实专门见了70多岁的父亲。张梦实没有在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父子相见时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张景惠看到着一身军装的儿子时的复杂心情。
张梦实工作忙，很少见到父亲，张景惠就经常向其他管理干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后来，组织上考虑张景惠年纪大又经常生病，希望张梦实把父亲接回家休养（张梦实的母亲随小女儿在北京生活），但张梦实和妻子工作忙，又有四个孩子，无力照顾父亲，且家中的生活水平又远低于管理所，张景惠只好一直呆在管理所。1956年，张梦实调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离开管理所前，他和妻子徐明专门看望了父亲，此时的张景惠已有些糊涂了。
1959年，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很多年后，张梦实在档案馆中看到了当年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段话是：“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
●后记
张梦实调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后，当年就入了党。1985年他和妻子离休，应父亲当年的秘书官松本义雄的邀请赴日。在松本义雄主持的欢迎会上，当年伪满洲国总务厅副厅长、战后出任过两届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也亲自到场看望他这位伪满洲国总理的公子。
从日本回来后，张梦实夫妻俩赴云南宣威，到比他小17岁的小妹家看望40年未谋面的母亲徐芷卿。正是因为呆在宣威这个小地方，徐芷卿这个伪满洲国总理夫人、伪满洲国妇女联合会会长，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张梦实夫妇从宣威回北京后不久，80多岁的徐芷卿在宣威去世了。
1990年，已离休5年的张梦实被增补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4年，92岁的张梦实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在他去世6年后的202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张梦实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正是他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完）
（本文作者：彭苏）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