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轩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江涨桥，远不只是简单的实体建筑，它已经从一方地标升华成河流与城市共生的文化象征之一，又仿佛一条无形的线，织就一张庞大的关于大运河和杭州城的文脉之网，使运河记忆和杭城故事相互应答，肝胆相照。
一夜到江涨
流经江涨桥的河，古称下塘河，今名杭州塘。尽管它直到明代才正式成为运河主道，但在北宋已经熠熠生辉。
十多年前，我读南宋何薳的《春渚纪闻》，其中一则故事，令我惊悉在北宋时期，竟曾有过将运河杭州段往城西南改道的设想。
元祐四年（1089），苏轼到杭州后，其友侯临（字敦夫）在赴信州（今江西省广信区）就职前，向他呈交沟通钱塘江与大运河的规划建议，内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ji），则置山不凿，而令往来之舟般（按：通“搬”）运度岭，由余杭女儿桥港至郡北关江涨桥以通运河。”
方案二：“自龙山闸西出，循江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门平田至庙山，然后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阳。”
这份规划，史称“回江之利”。侯临既通水利，又是杭州人，其规划极具可行性。
苏轼《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最后写道：“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此诗写于他谪居湖北黄石时期，早于收到《回江之利》好几年。诗中，他将江涨桥和西湖相提并论，意味着江涨桥在他笔下，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象征。
那么第二次为官杭州，且担任的是一把手（知州），苏轼选择了哪个方案？
从北宋之后龙山河的实际状况反观，方案一显然更具前瞻性。此方案的入江口位于钱塘江潮不常波及之处，巧妙避开了江泥江沙对运道的侵扰，还能利用山江的落差和山中储水对冲淤泥沉沙，保障运道畅通。
然而，该方案即便放在今天，实施难度也不小。抛开征迁问题，采用该方案，必须开山破土，降低河道标高，才能畅通舟船，使商民免受日夜转搬货物之苦。这是该方案的核心要义，既是目标，更是底线。
而该方案工程规模极为浩大，费用也极其高昂之处，还在于一旦决定开山，便需大规模动工。充分调研后，权衡利弊，苏轼选择了方案二。
事不宜迟，他也马不停蹄，一面在杭州铺垫舆论，一面奋笔疾书撰成《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附上侯临起草的规划一并上奏朝廷。据说，朝廷准奏了。但施工未及开展，苏轼就被调往京城，继任者另有打算，此事就此搁置。
何薳对此感叹道：“遗患至今，往来者惜之。”
侯临的第一个方案，虽受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实施，却在八百多年后，又遇到知音。
1958年，杭州市编制第二轮城市规划时，把1953年第一轮城市规划中的四堡出江线，调整为转塘出江线，具体路线如下：
从拱宸桥向南在大关桥附近向西经余杭塘河再向南到留下，穿山到转塘附近出江，可以引富春江淡水补充运河水源，综合解决航运、灌溉、城市给水排水问题，并在闻家堰修筑拦河坝。大运河及拦河坝建成后，使浙西浙东、内河外海连成一气，对航运水利极为有利。
这条路线与“回江之利”第一方案基本一致，但最终也被放弃了。
城市要繁荣，江河必须沟通
历史上，钱塘江通过龙山河、中河与城北运河相连，龙山河虽采取过置闸阻挡泥沙的做法，但一旦疏于清淤，舟船就无法通行。而在城北，京杭大运河船只长期只能到湖墅德胜坝，无法直接驶入钱塘江。有时候货物的驳运，竟然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也是城南城北之所以形成两大货物集散地的深刻原因。
近代，虽江墅铁路曾承担部分接驳任务，但运输大宗货物，水运的优势依然无可替代。一面是江河不能直通的弊端，一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求，两者的矛盾日益凸显。而水运衰落，沿河沿江商业区的发展也将受限，从而必然拖累近代杭州的城市化进程。
因此，城市要繁荣，江河必须沟通。
自20世纪初，关于江河沟通规划的运河选点，便重点考虑两个地方——拱宸桥与江涨桥。这两处皆位于宽阔通畅的大运河上，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地理记忆，也寄托着未来水运发展的期望。
20世纪30年代初，浙江省积极谋划江河沟通工程，中外水利专家共同参与。奈何抗战爆发，只好搁置。当时关于沟通路线，主要声音有两种：一是“拟在杭州市东部辟平地约十四公里与钱塘江贯通”，大致走向为从拱宸桥北挖新河连接上塘河再开新河通钱塘江。二是整治旧河道，从闸口处入江。
1951年10月，浙江省提出江河沟通设想，并组织专家踏勘。此后二十余年间，方案在反复研讨、论证与实践摸索中历经多次调整，几经波折，直至1977年才确定方案：入江地点在综合考量转塘、闸口、五堡等原备选方案后，调整为自卖鱼桥起，途经艮山港，最终至三堡入江。工程全长11公里，其中需新开航道6.2公里。
1978年，这一沟通工程正式动工，但次年因响应全国清理基本建设项目会议精神而按下暂停键。1983年11月12日工程复工，1988年12月31日竣工，历时61个月，最终被誉为：“双流奇汇，伟业万古。”
值得一提的是，卖鱼桥紧挨着江涨桥。江涨桥是杭州早期城内外水系的枢纽点和地标，也是这条运河在明代北新钞关设立以前的起讫点标志。或许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地理积淀，江涨桥区域始终是上述规划的共同焦点。
“运河”二字在杭州历史上的首秀
苏轼虽未能实现沟通江河的梦想，却为杭州运河史开启了一个韵味悠长的序章。“运河”二字在杭州历史上的首秀，江涨桥在汉诗中的初次亮相，均出自苏轼笔下。前者源于《乞相度开石门河状》，后者出自《杭州故人信至齐安》。他的这两篇作品不仅留下了城市水利治理方略，还树起了一个重要的文史界碑。
有趣的是，苏轼既写过江涨桥，也写过香积寺，而江涨桥畔恰好也有一座香积寺。这种巧合，曾引发了一段美丽的误会。
明弘治元年（1488）二月，因海上风暴漂流至浙江的朝鲜人崔溥一行，从三门辗转来到杭州。十三日，他们乘船前往北京，途经江涨桥时，特意到香积寺“打卡”。崔溥在《漂海录》中写道：“寺有兵房吏、典簿吏，寺即东坡所游之地也。”这句话隐约透露出，他们的此举与苏轼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然而，现存苏轼记游香积寺的诗作有两首，即《与正辅游香积寺》和《游博罗香积寺（并引）》，其中所提及的香积寺，实际位于广东博罗，而非杭州。
因此，崔溥将杭州香积寺认作苏轼笔下的香积寺，显然是一种误解。但是，这一误解恰恰折射出苏轼在当时东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因为苏轼和崔溥的故事，江涨桥与香积寺多了独特的意义——超越历史本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东亚的文化符号。
苏轼的诗作，湖墅与博罗两地香积寺的同名之缘，崔溥的特别经历，共同让湖墅香积寺与苏轼建立起了微妙联系。与此相似的，还有江涨桥东，香积寺南，霞湾巷历史上的苏家庙。
江涨桥东，旧有两座苏家庙。据丁丙《北郭诗帐》注释，分别为“里苏家庙”和“外苏家庙”。里苏家庙，主祀失讳，配祀黄庭坚。外苏家庙，主祀黄庭坚，故又称黄山谷祠，建庙之始无考，清嘉庆间曾重修，浙江学政阮元题额。
庙祀黄庭坚，却为何以“苏”为名？清人何琪《黄文节公祠记》中写道：“或云里中苏姓者所建，或云公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说近是。”
现在霞湾巷最有名的历史遗存是富义仓。富义仓的故事实在太多，我也写过一些，此处不再赘言。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戏种”：浙江国风昆苏剧团的《十五贯》，首演亦是在霞湾巷富义仓旁，即当时的军区礼堂。
演绎出释道交融的独特篇章
江涨桥附近之有佛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南朝。
后梁天监年间（502-520），萧衍的宠臣朱异舍江涨桥东的房屋为寺，初名众安寺。此后，寺名几经变更：隋代改称众善寺，唐代先后更名为重云寺、承云寺，宋治平二年（1065）改称化度寺，元初寺毁、元末重建，明代并入香积寺。
这座古寺，还流传着一段真观法师与皋亭神的传奇佳话，演绎出释道交融的独特篇章。真观法师是历经南朝梁、陈和隋三代的高僧，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他是杭州下天竺寺的开山祖师，主持过龙兴祥符戒坛寺（今天水街道仍存有一座唐代经幢），而众安寺也是他的主道场之一。
传说中，皋亭神曾两次进入真观法师的梦境。首次托梦，皋亭神恳请真观法师讲诵《法华经》，并慷慨布施钱物；再度入梦时，皋亭神请求受净戒，并捐五间屋舍作为佛殿。于是，化度寺旁有了皋亭神行祠：灵惠庙。佛教伽蓝多了位皋亭神。南宋时，皋亭神在杭州的行祠有四十多处，而以江涨桥东的最为著名。
灵惠庙，后来更名为崇善庙，其址约在今大关桥东。近代，崇善庙庙会，是大兜水果鱼行的同业庙会。崇善庙西侧是旃檀寺。此地码头意义非凡，正是康熙南巡时泊舟上岸之处，史称湖墅“旧码头”，同时也隶属于“北新关码头”的范畴。旃檀寺前，曾矗立着一座为康熙六十大寿献礼而特意设立的万寿无疆碑。
皋亭神，不仅是皋亭山的山神，也被奉为运河水神之一，其信仰与杭州的运河文化和山水民俗紧密相连。
倘若说皋亭神与真观之间的传说，既展现了真观法师的德行感化，也反映出释道交融的文化现象早就存在于湖墅地区。那么，另一历史细节不仅揭示了佛寺在世俗生活中的多重功能，也展现了江涨桥区域作为文化与宗教交会点的重要性：南宋漕试场所曾设于江涨桥畔，嘉泰四年（1204），两浙转运司在江涨桥北设立试院，又称运司贡院。在此之前，每回科举考试期间，两浙转运司都是借用江涨桥边的香积寺与化度寺作为试院。
“湖墅”之名从哪里来
苏轼的诗句，让江涨桥在文学史中独占一隅，也成为这座桥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江涨桥一词，最早出现于沈括《长兴集》之《故尚书水部郎中致仕孙君墓志铭》，由此文还可知，北宋熙宁年间，江涨桥已有掌管酒税的机构。显然，这座桥在当时已经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
城北区域范围的其他文献记录，也印证了这一意义。隋唐大运河时期，虽然杭州运河的官道在上塘河，但江涨桥一带也是“通商旅之宝货”的交通要地。随着运河商贸的发展，江涨桥区域的税收也不断翻番。北宋熙宁十年（1077），税银2805贯908文。南宋淳祐年间，税银45017贯647文，增长了15倍多。
有水的地方就有桥，有桥的地方就有人家。以桥名集市、名镇村，是运河沿线城市在地名学和商业史中常见的特色，江涨桥亦是其中一例。
江涨桥设镇的历史，迄今已有1037年。北宋端拱元年（988），江涨桥镇与临平镇、范浦镇、汤村镇同时设立，成为当时杭州仁和县四大骄子镇之一。到南宋时期，江涨桥镇市已发展出地跨钱塘、仁和二县的规模，以河为界，形成了东西两市。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临安郡守俞俟上奏：“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全厢公事。”
这一奏请，使得江涨桥镇跃升为城北右厢，成为南宋临安府一种类似“特区”的存在，俨然城墙外的主城区。
那么，“湖墅”又是打哪里生出来的？民国《拱埠沧桑录》一文在肯定大湖墅地区自南宋以降在杭州不可替代的地位后，写道：“光绪二十年以后，湖州市改称湖墅。”这让我想起《西湖游览志》里的说法：“归锦桥，俗称卖鱼桥，自此而上至左家桥、夹城巷皆称湖墅，俗讹为湖州市。”
显然，这两种说法是互悖的。究竟孰是孰非？两种说法都不当。
“湖墅”之名，首现于明代文献。“湖州市”这一称谓，南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有所提及。而在《咸淳临安志》《梦粱录》里则亮相率更高。且举三例：江涨桥镇市，去县八里；湖州市，去县五里；碧沼水池，在湖州市左八郎庙巷；北关门外名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
显而易见，南宋湖州市的范围，横跨如今米市巷、湖墅两个街道的辖区。
此外，陆游曾作《送客至湖州市》一诗，汪元量留下《湖州歌》九十八首。
汪元量之《湖州歌》，曾被误解为是以浙江省湖州市之湖州为名，其实不然。南宋末，元军进逼临安城，大军压境，曾于北新关至湖州市一带驻扎。南宋灭亡，元军胁迫南宋谢太后、幼主、宫女、乐师等到北方，亦是在此地上船。汪元量也是被胁迫的乐师之一，他将一路上的作品取名《湖州歌》，若说不是植根于上述特殊历史背景，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湖州市、湖墅之称，在明代还出现过一个“兄弟”，即湖州墅，在冯梦龙《古今小说》和周清原《西湖二集》中均可寻得其踪影。
三个称谓，宛如三块独特的拼图片，使此地的文化图景充满了别样意趣。而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演变关联，是先出现“湖墅”而后衍生出“湖州墅”，抑或是有“湖州墅”才催生了“湖墅”，如此之谜亦如云端秘藏，令我欲解又不得解，只好聊记一笔。
清代倪璠在其《神州古史考》中提出观点，认为“湖州市”，实际应为“湖洲墅”，依据是此地三面皆有湖，还引用了《尔雅》中“水中可居曰洲墅”作为佐证。乾隆时的《杭州府志》对倪璠的说法予以否定，并指出“湖州”之名源于此地乃是“湖州货物所萃处”。但这一观点，或许仍稍显狭隘。
南宋《梦粱录》载：“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此类说法，并不止此一处，例如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有“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之语。
综合各类文献记载加以考量，“湖州市”这一称谓，无疑是商业繁荣孕育出的独特结晶。倘若非要进一步指出，那么至迟在清乾隆时期，湖州市的涵盖范围，相较南宋时期更为广阔。
因为到了清代，宋元时期的市镇界线在岁月的洪流中已变得模糊不清，索性将城北统称为湖州市，而“市之大，几周二十里”。如果纵向追溯，其沿革脉络却清晰可辨，依次历经江涨桥镇、湖州市、湖墅、湖墅街道几个阶段。
所以，江涨桥，便是今日湖墅的根。在历史长河中，它宛如一枚孕育希望的蛋，缓缓孵化出如今湖墅的繁华盛景。